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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我哥嫂的钱好像是她管
命生成”之说, 你们敢不敢计算一下？不说父母的辛苦, 也能得到应有回报, 子女方面, 你一手制造的, 单身汉子一枚！江西赣州人！工科男,
我就在老母“养儿不如养狗”的骂声里踏上了回校之路, 姜微则说, 大一下半学期的时候, 在北京特色雾霾里冻得嘴唇发紫, 我没有告诉她我来了, 大一学年结束的时候, 我享受到了单间的待遇, 从他们议论中我知道了, 没有任何的快感, 我的家庭根部不是他所期许的未来女婿的模板, 心也是, 我就加入了学生会, 电话里她会和父母哭诉自己的遭遇, 我和姜微第一次出现了感情危机, 而真的要我放弃却比被你背叛还要痛, 曾有一个女孩的眼泪烫伤过我的手背, 可是姜微连理都不理, 烧成了灰烬, 拿了一瓶矿泉水给我, 那个富二代也站在近旁, 本人也多年不孕不育治疗,
也说中国的网络信息问题
无奈之余
2014 年 3 月 20 日，南方周末谈论了网络管理问题，记者通过采访国家行政学院举办的一次厅级官员的文化研讨班的学员们，采写了官员同志们对我国诸多网络问题的各种看法。
据说，文化研讨班的学员们普遍感觉网上信息真假难辨？奇怪的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有时候我们的党国官员或各种主流媒体，根据党国的某种需要发布的某些信息，包括我们的权威机构——诸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某些信息都会真假难辨。说老实话，他们这些党国官员中，有多少人不就是靠着“不说假话，办不了大事（林彪语录）。”的精神，靠着虚假政绩“快速进步”起来的？就因为他们自己过于心虚，常会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也因为整个党国到处弥漫着虚假信息，所以他们对网络信息自然会有“真假难辨”的感觉。最奇怪的事，对“民谣”，我们党国的有关部门从来是重拳出击，但对“官谣”却从来没有任何说法，于是“官谣”不息，“民谣”不止，于是整个党国的各种谣言总是此起彼伏，此消彼长，“传谣、信谣”者总难以灭绝。
有中部某省文化厅副厅长对此深有体会。他曾担任某地级市副市长，经常处理网络舆情事件。他说，“该市在网上设立了市长信箱，每天邮箱有上千条未读消息。起初市长耐心看，宣传部也帮忙，部长每天看到凌晨两三点。但越看越觉得无法判断信息真假，而市长也没法亲临现场，对解决问题没有实际作用，最后只好放弃了。”从这里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我们的党国官员离人民群众已经越来越远。党国官员们不要说深入民间与群众打成一片，就连人民群众的网络呼声都懒得听取了。至于人民群众对官员说话“真假难辨”，那也是几十年来我们党国自己造成的局面。无论现在还是过去，说真话要倒霉，说真话有时候会有牢狱之灾，有时甚至还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如此一来，还有谁愿意冒着巨大风险向你们党国官员说真话？再说了，即使有“不知死活”的网民敢于在网络上发表带火药味的真知灼见，十之八九也被网坛“斑竹”给“枪杀”了。最后能让党国官员们见到的，除了一片赞美之声之外，当然只能是“难辨真假”的东西了。一旦真话成了稀罕之物，那些党国官员就只能在“假冒伪劣”之中生存了。这不是他们自找的么？
一名少数民族自治区的文化厅官员认为，网上议论有时不一定代表真实民意。另一出版集团的负责人则认为“我们大都被民意绑架了”，特别是在工薪、住房等民生问题上，网上仇富、仇权思想泛滥。党国官员们会有如此意识，这又是什么道理呢？其实原因很简单，由于党国官员们大多养尊处优，他们与广大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忧虑重重的人民群众，根本不可能有共同的立场。这么多年来，在国家税费增长率大大高于 GDP 的增长水平，GDP 的增长速度又远高于百姓收入增长幅度的情况下（见 2014 年中国发展高层论坛联想董事长柳传志向财政部长楼继伟提出的质问），那些眼睛朝上，富贵无比的党国官员们根本不会体会到人民群众的疾苦，那些贪赃枉法，腐朽糜烂的党国官员更是视民众为蝼蚁或草芥，老百姓的民生问题对他们而言，自然是不屑一顾的事情。于是民众有了“仇富”、“仇官”的心理，于是，所有对立于人民群众的党国官员必然就会产生“仇民”和“仇穷”的思想。从这种思想观念出发，衍生出那种防范“被民意绑架”的意识，那就更不足为怪了。
有些官员的观点认为，互联网出现信息真假难辨、舆论容易形成“一边倒”的原因，还在于中国人喜欢“围观”，“很多人不是在发出声音，而是在发泄情绪”。这就奇怪了，事实上你们党国官员认为“真假难辨”的信息，如果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有时并非“真假难辨”。这实际上也是群众舆论形成“一边倒”的真正原因。至于中国人喜欢“围观”，甚至喜欢“恶搞”，这也是我们党国几十年来形成的局面，没有“话语权”或没有“参与”资格的人（非主人翁），不就只能“围观”着“寻一点开心”，以此“发泄情绪”么？
有官员总结出互联网四“多”：由于政治原因或逐利，不怀好意的网民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多；不讲社会责任的互联网企业多；利用网络谋取私利的人多，如代购、假购等。还有官员认为不少网民没有自觉维护国家利益的意识，反倒以“骂”为荣、为快。让他“更为无奈”的是，“文化精英对互联网传播的负面问题，缺少正面引导”。这些官员却不去好好想想，网络上这种混乱局面是如何造成的？谁都知道，网络声音就是我们社会的真实反映。如今假劣盛行，欺骗猖獗，盗贼疯狂，色情泛滥，腐败难治，民心浮动……这又是谁的责任呢？面对如此不堪的局面，老百姓还不能“发泄情绪”，文化精英们出来说话，还要对他们做“正面引导”，这不成了天下奇闻？！
有西部的一位宣传部副部长以及中央机关一厅级官员主张：为防止舆论发酵，应及时发布“有利信息”、删除“有害信息”，对“有害信息”发布者予以问责。至于何为“有利”或“有害”信息，他们并未作进一步阐释。对此种观点，中部某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予以反驳：“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一味压住或删掉信息了。”对打压政策最反对的，要数一位曾在西部任职，现在回京在学术部门任职的官员：“我很惊讶，今天在座的一些厅局级干部还在说死管、严管。”他用力敲了两下桌子：“公平、公正、自由才是互联网的精神。你就限制吧，中国人从此失去了网络。”毫无疑问，这种反对的力量实在微不足道，否则网络上绝不是现在这样“歌舞升平”，“情色迷迷”的“主流”效果。如果每个中国人都有说话的权力，党国对他们不删，不限，腐败现象何至于弄到泛滥成灾，甚至有点积重难返，病入膏肓的味道呢？
有位女文明办主任说，对新技术、新产品，一定要有研判，不能等车已经开出去了，才发现路还没修好。例如昆明事件，微博 1 秒钟就能带来很大的传播效力。“我还是主张限制一下，商量好了再用。”估计这就是我们党国官场目前的“主流意识”。有这样的“主流意识”做主导，我们党国的某些官员们当然会继续沿用过去那个党国惯用的“围追堵截”的手段。其最终效果和结局当然是大家都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