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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和西方人思维不同的根源彭天玉
自从中国历代帝王为了统治的需要和中国一代又一代知识分子背离了中国原创古文化以后，中国人的思维慢慢演变成“从一个主体飞速地转移到另一个主题，而且下意识地在几个不相干的主题之间兜圈子。可以说对话缺少逻辑性、没有求证、概念模糊、偷换概念、转移主题等现象经常发生”。
而自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人思维更注重逻辑思维及对各种科学进行实证研究等。
这些区别究竟在那里？
斯宾诺莎（1760 年）认为，“肯定一个事物在一定界限之内就是否定它在这些界限之外，说一个东西是棕色的，就是说它不是粉红色的”，即含有“一切肯定皆是否定”的辩证思想。这种思索是深入到事物或概念的内核，追求它们的真理，但往往真理仍未寻找到，只是指明了寻找真理的道路或方法（现如今也是同样的）。斯宾诺莎这种辩证思想与庄子（约公元前 510 年）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是同样的道理，中国人的辩证思维将此道理讲的很明白，但是説的是大方向，说清楚了也就没必要再探索它了，这也是中国自然科学不发展的重要原因。
柏拉图（约公元前 427 年）认为：S 对 P 命题，P 是真的，S 相信 P 是真的是合理的。盖梯尔（1963 年）确认为 S 相信 P 是真的，可能合理，可能不合理。因为真的 P，不是现在看到或认识到真的 P，认识出现了误差。笛卡尔（1596 年）同样认为“不要把任何事情看成是真的，除对它已经认识清楚了”。如何解决认识这个误差呢？西方人的思考是从实证研究开始，对“真”的求证来考察，这时逻辑学开发出来了，辩证法开发出来了，物理学、化学等开发出来了, 破坏地球的怪物（超级智慧）创造出来了。
西方人也讲“道”，但是西方人的“道”是有形的，存在宇宙中，是“真理”的轨迹，是可以认识、开发的。但是西方人寻找的“真理”的方向是对还是错了呢？西方哲人陷入“缸中之脑”与“我思，故我在”之辩；陷入“善是因为上帝命令它才善，还是上帝因为它善才命令它呢？”之疑问；陷入“不能设想上帝的不存在”与“上帝已死”之争论；陷入人类“地球救生艇”难题如何解决？陷入地球面临灾难靠什么力量来拯救与花费巨额资金研究未来在地球之外寻找新的家园的矛盾之中。从近代看国家与国家之间为了利益展开超级大战。发明的核武器是保护人类，还是摧毁人类？人类以外的其他许多生物已灭绝或面临灭绝威胁？环境污染严重对地球意味着什么？
自欧洲文艺复兴以后：西方人的这种文化追求使得的个人主义、利己主义泛滥，这种价值观使人们为了个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社会公共利益，个人之间为自身利益相互冲突，矛盾等诸多弊端和欲望的泛滥，这也是西方社会意识到并刻意改革的方面。
因此可以认为人类（国家）是被欲望驱使向前发展的，那么人类（国家）在没有对道德、欲望制约的前提下，西方人的思维是否走的远了（上帝应该控制的智慧被西方人开发出来，并超常使用）？可见中国人的智慧是从宏观考虑，是大智慧，它判断了宇宙的真谛，使人和自然共生、共存，是无机物和有机物、生命的完美的循环。
中国原创古文化是：老子认为“道”是无形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强调万事万物“道通为一”；即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在对立统一的运动中向前发展的；庄子也认为“道”是无形的，“道”存在于高尚、微卑的物质中，即存在于一切有机物和无机物中；《吕氏春秋》认为“道”是有形的，是“太一”，“太一”是天地万物之本，“太一生两仪，两仪出阴阳”。这些认识説明宇宙中存在着大“道”，人们应该顺应“道”的方向看问题，生命是循环的，存在是合理的。
《周易》是全方位、立体性思维，我在这里只谈《易经》的错卦与综卦，它告诉我们“万事万物都是相对、有正反、交错。看事情不要看绝了，不要只看一面，一件事情正面看了，再看反面，反面看了，再把旁边看清楚，这样四面都注意到了，还不算完备，因为内在还有变化，而内在的变化，又生出一卦（另一种情况）”。
孔子弟子编著的《论语》谈论的是社会和人的整体和谐，并且人们是以各安其位，修己利他等方式，追求社会和谐与安定。它也是原创的中华文化。
中国文化分水岭是自孔子以后的时代：孔子説“克已复礼为仁，一日克已复礼，天下归仁焉”，“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中国历代帝王为了统治的需要和中国知识分子将孔子的原意曲解，演变为做“表面”的谦谦君子。这种曲解极易使人演变成两面人生，人们往往重视表面事情，轻视实质内容或阿谀奉承、取悦于人、实则处处算计、隐藏祸心等。中国文化就是在这样情况下不断发展，使绝大数中国人演变成我的文章开头谈的思维方式。